[出口轉內銷]從五斗米說到占田

人年紀越大,想的越多,就越是多顧慮,許多東西也就不想寫,同時也不敢寫。不過有時候被一些東西激發,一口氣寫下來的東西,倒是有些摘出來的價值。
方潤兄提起靖節先生陶淵明的五斗米問題,說是說的不錯,然而把占田和均田混在一起談,這卻是個大錯誤。因此也就按捺不住,打了近千字回覆,覺得還可以出口轉內銷,於是在轉寫補充一些後放上來。
當然這些錯誤並不是方兄的責任。魏晉六朝史雖然已有許多前輩先生戮力於此,但究竟並非「盛世」,在人們的心目中,地位無論如何都是比漢唐來得差些,而近世興宋學,六朝史更不受重視了。何況魏晉六朝史的資料,既散亂又錯誤多多(例如唐代修的官方史籍《晉書》,本身就是一本很有問題的書),制度也常常在變,就更難免於出錯。
不過,其實AL中史科課程中是包括歷代田制的(出在經濟史部分,不過到DSE就刪掉了),當中自然也包括占田制,然而考試絕少考,自然也就少人寓目, 卻不可以說沒有提。
方兄引完顏紹元文字,提到占田是政府分給官員佃種的土地,後來又引李孔懷的說法,把這種田當成政府合法允許官員按品占田。不過,把品官占田看成就是兩晉六朝的土地制度,仔細一想就有大毛病:按歷來官員不納稅的慣例,如果品官占田是土地制度的唯一表象,那麼所有土地幾乎全可以被官員佔去了,那麼政府稅收何來?民眾如何生存?
另一個問題是,完顏紹元提到陶淵明以彭澤令身份,按法令占了三頃地,但李孔懷又說品官占田制到第九品都有十頃地,而彭澤令是七品官,按令應占二十頃(原寫五頃、十五頃,此兩處檢索不周,特此致歉)。所以兩個數字是有衝突的——到底陶淵明該占多少地?
事實上,占田(不是佔田,占者,登記也)不是領取的,而是理論上的,這和北魏孝文帝時開始推行的均田制完全不同。均田是你無論如何都必須領地種田,占田則是按規定的估計土地面積——政府假設你最高有50畝——以固定稅額(四斛)來收稅,逼你自行圈地耕作,以來支付納稅的支出。官員也有限定的占田額,但這種限制,某程度上是上限,而非下限,不需要,也不規定你必須占足。
如果真的就只按官品來占田的話,那麼另一個陶淵明所說的現象也幾乎不可想像——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歸園田居》)當時陶氏已為平民,不是官,理論上不能占田,那他怎麼沒有把占了的田吐出來,而是拿去放屋子?解釋自然只能是不僅官員可以占田。
至於完顏紹元提到的那筆由三頃地而來的收入,實在也不是占田,他把占田和公田佃種混淆了。《晉書》卷70應詹傳(東晉元帝時人)有這樣的話:
「都督可課佃二十頃,州十頃,郡五頃,縣三頃,皆取文、武吏、醫、卜,不得擾亂百姓。」
這是強逼各級地方長官向屬下的吏士(文、武吏,通稱吏士,南朝對不入流品的屬員及官兵的叫法,多以所在地或軍號統稱之,譬如北府兵屬下便有「北府文武」)和醫生、占卜者分攤耕種一定數量的官地(因為他們本身並不種田,變相少了一批農業人口,這樣可以強逼他們也去種田,所以為何加一句「不得擾亂百姓」,正是不允許官員借機蠶食本來就在給政府交稅的民眾),按等級最少要有若干頃。但從「課」字看,可知那不是全部收獲都歸官員(那可是百分之百的稅率,簡直天價,即如前燕慕容部借地給流亡民眾耕種,收稅七至八成,已被人批評「且魏晉雖道消之世,猶削百姓不至於七八」,因而中止,如收百分之百則更可想見,因此這幾乎不可能,也不會在晉代實現),而是按五五中分一類的假稅稅率,或前述的正常稅率來給地方長官。這在某種程度上算是後代「職田」的前身,不過並沒有這種叫法。而具體種什麼,倒真是由長官們決定的,要不然陶淵明也用不着跟老婆討論種什麼了。
當然更可能的是,這筆收入是整個官府的官員一起分的,不是只有長官一個佔便宜,類似於清代火耗歸公的概念。不過具體如何,沒有具體的證據,也說不清楚。
再要詳細,可看唐長孺《西晉田制試釋》(1954,取自唐氏自集《魏晉南北朝史論叢》,2010年商務印書館重印本)。此處做一回文抄公,抄一段他的結論於下,權作本文結尾:
我(唐氏)以為占田只是空洞的准許人民有權佔有法令上所規定的田畝;法令上已經規定貴族、官僚的占田數字,那末也得規定一下平民的占田數字。至於占得到占不到,那是另外一個問題。占田的意義既在於「占」,不論自耕、出租、使用奴隸,甚至作牧場或任其荒廢都不在考慮之中,……
課田是督課耕田之意。一般人民自十六歲至六十歲不論你是否自己有田,政府一定要你耕種五十畝,……占田規定七十畝,政府並不要求你全部耕種,但至少要有五十畝田不被荒廢。……過去早經占了田的就耕所占的田,沒有田的呢,可以墾荒,可以去「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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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焦

補選結束,只差結果,心情焦慮異常,翻來覆去,夜不能寐。
下午教書教到末段時,偉大的祖父來電,自然答應。圈中人儘管個個也都心焦,卻也不好互相講什麼,挫傷士氣。但對圈外可信的人,卻是可以說些真話的。然而即便說盡了真話,大家也都是無計可施。
不久後圈中消息說很可能丟一席,心情更差了。油然想起焦土論各始作俑者,於是又翻開了《閃擊英雄》的英文版(中文版剛還了),看到老古(古德里安,Heinz Wilhelm Guderian)抄錄的軍需部長史佩爾(Albert Speer)在1945年3月為阻止希特勒實施焦土政策時所寫的備忘錄,其中一段如下:(用的是1985年英文版,不是德文原文)
We have no right, at this stage of the war, to order demolitions which would affect the future existence of the German people. If the enemy has decided to destroy this nation, which has fought with unparalleled bravery, then the enemy must bear the guilt before  history for such a deed. It is our duty to leave the German nation all possible facilities which will enable that nation to re-arise at some time in the distant future. 
然後看看希特勒什麼反應?
The war should be lost, then the nation, too, will be lost. That would be the nation’s unalterable fate. There is no need to consider the basic requirements that a people needs in order to continue to live a primitive life. On the contrary, it is better ourselves to destroy such things, for this nation will have proved itself the weaker and the future will belong exclusively to the stronger Eastern nation. Those who remain alive after the battles are over are in any case only inferior persons, since the best have fallen.
好一句"Those who remain alive after the battles are over are in any case only inferior persons, since the best have fallen“,真是人種論者的極致。按這個邏輯,只要是戰敗了,活着的都是劣等人。要這樣說,那麼Scharnhorst(香霍斯特)當年在普魯士被拿破侖打得國破家亡之時,沒有去死,而是忍恥推行改革,練兵待時,難道他也是劣等人麼?希特勒本人在一戰戰敗的時候還是軍人,怎麼也沒有去死,而是活下來了呢?僥天之幸,希特勒不到兩個月後就死了,那些焦土措施也沒有怎麼執行,德國民眾在戰後重建的過程才算是少受了些苦。
然則今日的焦土論者也是在用相同的思想作指導。問題是,你有什麼資格判斷活下來的就是劣等的呢?
早上看到結果,九西僅負兩千,果如消息所說。功能組別那席,本來上次也是偷雞,丟了也沒什麼可說的。
不少人垂頭喪氣,而這個時候,我的目光移到了老古的勸說上——
…the German nation would live on; that,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nature, it would live on even if the contemplated destructions were carried out; and that such destruction would simply burden that nation with new and avoidable miseries if his intentions were carried out.
老古之所以值得吾人崇敬之處,在此而已。儘管這是老古為勸止希特勒而說的話,儘管他也說過"I could no longer offer my poor nation any hope",但他仍然堅持不能為後人增加不必要的負擔。史佩爾說要為日後日耳曼民族的復興留下基礎,其深意亦在此。
老古和史佩爾在毫無希望的時候,眼看着本民族的覆滅就在眼前,尚自不肯讓人民承受他們所不應多受的苦楚,還在堅持為本民族留存復興的種子。我們有什麼理由比他們更絕望?我們有什麼理由比他們更有理由選擇放棄?我們有什麼理由毀掉後人可以起來的基礎?

[遊戲系列]雷霆進撃——東伐蘇俄[三:普里佩特包圍圈]

上一集在這裡
這個包圍圈也是由初步攻勢延展而來的。踏入現代戰爭,要重演那種一戰而定的戰役是不現實的。實際上所有的戰役都是一連串戰鬥總結而來的結果,它不一定有最重要的戰役,個別的地方也不一定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它就是可以成為戰場——普里佩特沼澤地就是這樣的地方。
332
包圍圈還未完全形成前的情況:
李斯特元帥的輕步兵在Rowne,這是塊很重要的地方:向北可以和中央集團軍群的Hausser裝甲軍夾擊;向南可以直趨Cherkassy,到達第聶伯河。
蘇軍在普里佩特地區(即Rowne以北的兩塊地)收容了很多從前線潰敗下來的兵力,德軍到了Rowne,恰好堵住他們的主要撤退路線,而只能沿着沼澤地直接後退——這卻是最容易被德軍圍上的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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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Hausser裝甲軍的行動,剛好在普里佩特蘇軍的後方劃過,配合正向東面急行軍前進的步兵,進一步壓縮普里佩特蘇軍的撤退路線。
342
輕步兵從Rowne走了北路,直奔Korosten,恰好在8月4日和Hausser裝甲軍一齊趕到,於是又形成了第二個包圍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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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里佩特蘇軍企圖向西突擊,不過還是被抵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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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hytsa,這是剛才提到的Hausser裝甲軍駐地,這支兵一方面渡過了第聶伯河,一度深入到Klintsy,然後又趕快回頭,抵住企圖突圍的普里佩特蘇軍。機動部隊的使用不一定都只有前進,也可以作為快速阻塞的兵力。
353
可以發現在這張圖的下方,蘇軍還是有一部分跑了出來。然而在更南方的地區中,德軍的炮兵集群才剛剛完全擊潰蘇軍的主力,他們還是跑不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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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德軍實際上是一齊把幾個包圍圈收拾掉的,普里佩特地區的Sarny首先被攻破。
370
那支突圍的蘇軍又向東跑,跑到了Korosten,但還沒能渡河,就被另一支德軍趕回普里佩特了。原本的那支輕步兵則早已打到Kirovograd。
417
打到9月,這些蘇軍終於被殲滅。沼澤地的殲滅戰很不容易,但基本上是老三套:包圍、打垮一切反攻和突圍、逐步用屯守的辦法把對方圈起來。

[遊戲系列]雷霆進撃——東伐蘇俄[二:白俄包圍圈]

拖了兩年才有下一集(上一集在這裡),那是因為剛剛打了另一局才想起來的。當然也只是自娛自樂,畢竟HOI本來就是小眾即時戰略,它的MOD DH (Darkest Hour)就更少人玩。個人打法也不追求決戰,所以也不能一圖過……
繼續吧,白俄羅斯包圍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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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裝甲部隊一輪狂奔,兩個裝甲軍到達了道加瓦河(圖中暗藍色的一條),切斷了Minsk以西的蘇軍白俄羅斯方面軍。受困的蘇軍立刻反撲,但顯然無法打破德軍的封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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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兵一刻都沒有停,立刻開始削弱包圍圈。另一支步兵集團軍及時拿下Grodno,把包圍圈再切成兩段,並立刻採取主動,打垮被困的蘇軍,不讓蘇軍威脅德軍已打下卻無兵可守的區域。
另外可以發現Grodno附近的德軍並不參與作戰,而是繼續向東急進,目的在於儘快填塞目前步兵和裝甲兵之間的巨大空隙。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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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軍企圖再度突圍,然而並無效果。北面的包圍圈被蘇軍增援一度打開,然而德軍並不着急派人堵上,而是再迂迴一次,索性把這支來增援的兵也圍上。這種攻勢延展的手法,是HOI系列中進行縱深突破時必須具備的操作。
當德軍另一支兵再次切斷包圍圈後,德軍立刻集中兵力圍殲北面包圍圈的22個師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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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面包圍圈拖得較久,那是因為要逐步將蘇軍趕去一個地方集中殲滅。8月23日全殲蘇軍42個師,整個白俄羅斯都被德軍攻陷,殲滅的規模和史實中的明斯克會戰類近,甚至更大。

《明太祖皇帝欽錄》中「三個侯」考

事緣看已故陳學霖教授的《宋明史論叢》,看了一年多,對其中提及《明太祖皇帝欽錄》(後稱《欽錄》)中有關藍玉案詔書的其中一條註解,總覺得有些缺陷。於是吾人不揣學力,就手中相關資料搜剔一番,將《欽錄》中所載的內容與《明史》、《明實錄》、《國榷》、《明通鑑》的資料對照,試試看能不能把那幾個陳教授尚未考出的被誅侯爵名字封號考出。
不過在考據之前,大概先要提到《欽錄》到底是什麼東西,而藍玉案雖然已很著名,也似有略講的必要。
《欽錄》原名《太祖皇帝欽錄》,原是明朝開國皇帝,大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下稱太祖)的詔令合集,「明」字為1970年由國立故宮博物院將抄本影印時所加。按《欽錄》中的詔令大部分均是送給其第三子晉王朱棡,所以昌彼得先生和陳教授都認為這應該是來自晉府長史司的謄錄本。晉王死在洪武三十一年三月(1398,另太祖死在同年的閏五月),得年四十,長子濟熺繼承王位,但因與四叔,即後來成為明成祖的朱棣一直不和,終遭叔父削爵抄家,大概《欽錄》就在此時進入皇宮,但由於事涉機密,一直不公開,直到1925年清代末代皇帝溥儀被逐,才有學者發現,但大都沒當一回事,卻又作為珍品東渡,到1970年才有影印本。
而藍玉案則是指太祖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指曾任征虜大將軍(當時地位最重,權力也最高的軍職)的名將涼國公藍玉謀反(當時還沒有發明「意圖」一詞),一口氣將藍玉連同十三個侯爵、兩個伯爵、十五個都督(當時理論上的最高軍銜),加上藍氏平日親信的各級將領官兵,合共一萬五千至兩萬人,全部殺掉,加上延綿十二年的胡惟庸案所殺的三萬人,人稱「元功宿將相繼盡矣」,幾乎將當時所有的新老功臣一網打盡,之後在二十八年(1395)又借故殺掉也曾任征虜大將軍的宋國公馮勝,馮氏最重要的副手潁國公傅友德則在前一年被殺,另一個副手且很懂工程的崇山侯李新也在二十八年被殺。留下一條命的,就只有鳳翔侯張龍、武定侯郭英、長興侯耿炳文等幾個本來都是副將的人了。
而引起吾人注意的《欽錄》內容,則來自洪武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晉王府接到,由內官(即宦官)而聶、駙馬梅殷(他是太祖最寵信的女婿)送來的詔書,內容如下:
說與[晉]王:把那三個侯碎砍了;家人、火者[低級宦官]、成丁男子都砍了;家財頭[指牛]口[指羊]交與王府;婦女,王府差內使[也是指宦官]起解。欽此。
陳學霖教授在引及這一段時,在「三個侯」後表示難以考證出到底是哪三個侯,而本文的目的,就是找出這三個侯,到底是誰?因為明初開國時封公侯很多,有案可查而又涉及藍玉案的人中,撇掉後來才死的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崇山侯李新外,即使把主角涼國公藍玉撇除,按《欽錄》、《明史》相關紀、傳、表,還有藍案原始文件《逆臣錄》,前後涉及該案而死的侯爵達十四個(雖然官方認定涉案的是十三個,多算了永平侯謝成,這是《明史》功臣世表寫的,與本傳雖有牴牾,仍可算進去,考證見下文)。因此如要考出這「三個侯」來,首先就必須把這14個人中與三月二十四日詔書沒有可能聯繫上的撇除。根據上引三個來源的文件,以下的侯在三月二十四日詔書中不甚可能涉及:
景川侯曹震——
《逆臣錄》中多次提及他與藍玉在京師(即南京)通謀喝酒的片段,如藍玉次子藍太平的供狀即說:
「於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初四日離家,至本月初七日來到京城。至父親直房內,見父親同景川侯、許都督[指都督許亮]三人正坐。」
藍玉家的火者趙帖木供狀也提及了景川侯和藍玉在京師喝酒: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初五日,有藍玉安排酒,請景川侯。」
這都證明景川侯人在京師,在事發前一天(藍玉在初八日案發,初十被殺)還與藍玉在一起,因此不可能在三月二十四日跑到晉王的地界被殺。
鶴慶侯張翼——
《逆臣錄》中有他的招供內容,其中明言他由二十五年十二月以後一直在家鄉汝寧府(今河南汝南),三月初八奉詔回京,之後才被「揭發」與藍玉同謀,所以也沒有可能在二十四日死在晉王手中。
會寧侯張溫——
《欽錄》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十九日:錦衣衛百戶郝進傳奉聖旨:「藍總兵[藍玉]通着……造反,凌遲了。着王那裡差得當人[原作「的當人」,應是草詔者在聽口諭時抄錯或同音假借]同郝進去,將會寧侯並他的兒子都凌遲了,家人成丁的也廢[=殺]了,婦女與晉府配軍。馬匹多時,……東勝[東勝衛,在今內蒙托克托縣,是河套外圍的邊防重鎮]軍馬多,好生機密,着那裡不要出號令[正式命令]!」
按《欽錄》的說法,晉王早在二月十九日(藍玉案發於初八日,初十被殺,當時人在京師,而接旨時,晉王應在太原到大同的路上)就接到密令要去捕殺張溫,而且是就地正法,不需要審判。而且詔書中提到東勝衛,又提醒晉王不要出號令,顯然當時張溫在東勝衛附近,不然毋須如此說。然而《明實錄》中卻要等到三月十七日才有張溫被殺的紀錄:
三月壬戌,馴象衛……會寧侯張溫、都督蕭用等,坐與藍玉同謀,伏誅。
按詔書的往返時序看,從京師到大同,大概總有11-13日的時差,譬如前引《欽錄》二月十九日條的上項,詔書在初二發出,卻要等到十三日才收到,當時藍玉早已死了。計算時日,加上從大同到東勝有約二百五十公里的道路距離,所以三月十七日很可能是太祖接到晉王已將張溫解決奏報的日子。然而不論張溫具體死在哪一天,在二十四日的詔書中再提一次要「碎砍」張溫的可能性都不太大。
定遠侯王弼、全寧侯孫恪——
《欽錄》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十三日:[中書]舍人馮謙、內使黃十三欽賫制諭晉王:將總兵官、太師、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所統河南、山西各都司馬步軍點視,領率塞上隄備。其總兵官宋國公、潁國公、開國公、定遠侯、全寧侯,皆馳驛赴京議事。……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初二日。
《欽錄》洪武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內使劉察生欽賚聖旨,記事五件:
說與第三子棡知道:……近者,全寧侯被擒,……
從上引兩條可知,兩人早在二月十三日奉詔回京,當然,為的不是議事,而是要抓他們。所以兩人也不太可能到三月還在山西境內而被晉王「碎砍」。
安慶侯仇正、永平侯謝成——
《欽錄》洪武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內使劉察生欽賫聖旨,記事五件:
……
又奉聖旨:徽先伯[桑敬]、安慶侯,這兩個都廢了。鳳翔侯[張龍]、永平侯,早發回來。欽此。
《欽錄》洪武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內使小驢兒、陳三存……
同日:內使小驢兒等賫到世子[濟熺]啟本:
洪武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早朝,於奉天門欽奉爺爺聖旨:「你寫啟本去說與你父親知道,着安陸侯[吳傑]、商都督[應指商暠,考證見後。]回來,他兩個是無事的。爹爹說與他兩個不要煩惱,比外公[指永平侯謝成,他的女兒是晉王正妃]、鳳翔侯[張龍]一般,好好的教他回來。」
從四月十七日晉王接到的詔書看,仇正是和徽先伯桑敬一同遭晉王就地正法了,所以太祖也不可能在二十四日的詔書中要求殺仇正。至於謝成,雖然他的大名也列在藍黨中,但據《明史》本傳,他到洪武二十七年才被殺,而前引晉王世子寫來的啟本也說「比外公、鳳翔侯一般,好好的教他回來」(此處《欽錄》標點作「比外公鳳翔侯一般,好好的教他回來」,顯然有誤,張龍並沒有嫁女予晉王,這裡的外公應指謝成),足見當時謝成人在京師,也還沒得罪。
至於《欽錄》中對謝成的下場也有間接提及,證實他最遲在二十八年二月已死:
洪武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九日:指揮姜碧,該本年二月十五日於左順門欽奉聖旨:「永平侯有個侄兒在護衛[指晉王的左中右三個護衛,不知道這個侄子在哪個衛任職]裡做指揮,教他自死了罷。欽此。」
謝成的侄子在晉王府當護衛指揮,理應不知道謝成的事,卻也要被迫自殺,謝成的下場,不問可知。
這裡岔開一筆,對商都督到底是誰作些考證。前文已述及他應是商暠。他在《明史》無傳,但在卷134葉旺傳中曾提及此人為「遼東行省左丞」,後轉任蓋州衛(今屬遼寧)指揮僉事;還有卷308逆臣傳胡惟庸條、陳寧條兩度提及此人為御史中丞、侍御史。但《明實錄》則早在洪武二年四月十一日條中就提及此人,當時為元朝陝西行省平章,人在鞏昌府(今甘肅隴西)。揆諸當時情形,此人似不大可能與由元朝遼東行省左丞改任為指揮僉事的商暠為同一人。之後按《明實錄》所說,商暠在胡案以前多次出任行省、參政等官,一直是文官,更無突然改任武職的可能。所以此處的商都督,更有可能是蓋州衛指揮僉事商暠。而洪武二十年正月初二條命馮勝以征虜大將軍銜攻元朝駐遼東金山(今吉林雙遼)的大將納哈出的將領名單中也有此人,當時以前軍都督(應為「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明代常將都督以下的都督同知、都督僉事兩級軍官也省稱作都督。商氏正式官職見後條)銜參贊軍事;同年七月二十八日條又載他為守大寧(今內蒙寧城)前軍都督僉事;而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條中,也曾提及此人與同僚袁洪「籍忻、代二州,及崞縣、繁峙、五台三縣民丁為一衛」,顯見人在山西,所以才由晉王召回。而商氏此後也果然沒有出事,在洪武二十七年二月初二日還和另一個都督僉事劉德(如據明史紀事本末,同行者還有楊文)去浙江巡視和練兵。
西涼侯濮璵——
《欽錄》:內使小驢兒、陳三存……
同日:內使小驢兒等賫到世子[濟熺]啟本:
洪武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早朝,於奉天門欽奉爺爺聖旨:「你寫啟本去說與你父親知道,……西涼侯他是知情的,不要他知道。差人防送前來,不要枷鎖他,也不要監他,只這般好好的防送將來。欽此。」
按上引《欽錄》,五月二十三日濮璵始遭召回。而結合《明史》濮英傳(濮英是濮璵的父親,在洪武二十年九月攻北元大將納哈出時被俘,不屈自殺而死),濮璵是在召回後遭奪爵,遠戍五開衛(今貴州黎平)而死。因此他也不可能在三月二十四日被晉王殺死。
普定侯陳桓——
《明史》藍玉傳附有陳桓的傳,末了只有一句話交待他的下場:
「再平九溪洞蠻,立營堡,屯田。還,坐玉黨死。」
按平九溪之戰在洪武二十二年,而按《明實錄》,同年十月陳桓與靖寧侯葉昇等以南征之功共同受賞,二十五年七月十四日條載陳桓奉命赴陝西修連雲棧(川陝通道之一,核心在今陝西漢中),此後就沒有任何關於他的記載了。
而《逆臣錄》中則載他十二月時還在修路,和他同謀的包括秦州衛(今甘肅天水)、延安衛、西安右衛、鳳翔所(今陝西寶雞)參與修路的軍官,一直到案發,他人都在陝西。按太祖給諸子劃分負責範圍非常嚴格,絕不許超出本人封地涉及的布政使司地域。陳桓即使被捕,也該由封地在西安的秦王樉處理,而非晉王。所以三月二十四日詔書也應該不包括陳桓。
瀋陽侯察罕——
前文幾次提及北元大將納哈出,察罕就是他的兒子。《逆臣錄》中他的供狀說法變動很多,但就日期和行動看,應該在京師:
「一、招: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初三日,因做生日,當日清早晨,有一般[班]達官[明代稱北元為韃靼,來投降的蒙古人則雅寫為達達,也因此,蒙古人組成的軍隊在明初稱達官軍,後改忠順軍]乃兒不花、……至本月[指正月]十四日,……在後時常前去藍玉府內往來謀逆。」
藍玉正月初七後就在京師(據《逆臣錄》中景川侯曹震火者張海彭供狀),察罕在十四日後「時常前去藍玉府內往來謀逆」,如不在京師,根本做不到。而且《明實錄》洪武二十六年四月初八條也明言「瀋陽侯察罕坐藍玉黨誅」,按路程算,三月二十四日詔書到晉王處,至下月初八《明實錄》記察罕死,雖然時間對得上,卻與《逆臣錄》中所載不符。所以三月二十四日詔書所指要殺的三個侯,也應該不包括察罕。
舳艫侯朱壽——
這位侯爵的名字和後來明武宗自稱威武大將軍時用的化名相同,卻不是同一個人。
《逆臣錄》中也有他的供狀,節錄如下:
「狀招: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內失記的日,在竹篠[指竹篠港,在今南京燕子磯]監造海船之時,……次日,是壽自行到於藍玉府內探望,……在後時常同男朱能到於本官[指藍玉]府內,往來謀逆,……」
可見案發時朱壽人在京師附近的竹篠港造船,也不用勞動晉王去殺。
透過前述的篩選,在14個人中,11個都與三月二十四日的詔書無涉。於是問題就是,到底剩下了誰?
剩下的三人,分別是懷遠侯曹興、東平侯韓勛、還有宣寧侯曹泰。前兩人都有非常充分的記錄證明他們在山西前線,譬如韓勛,在《逆臣錄》中便提到他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十八日正好在鎮朔衛(今山西左雲),恰恰是晉王轄區;又如曹興,《明實錄》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山西募兵也有他的份,在《逆臣錄》中牽涉韓勛的供狀中,也表明他在山西防區。《明史》本傳也說他「理軍務山西,從北征有功。」下文立刻就說他涉及藍玉案而死。
至於曹泰,情況就複雜得多,因為記載牴牾,自相矛盾的地方頗多。考慮到《明實錄》中〈太祖實錄〉在成祖永樂年間兩度遭到修改,除加入大量太祖「神」跡及製造成祖本人繼統的合法性外,同時也刪去大量有關胡、藍案的內容,試圖為太祖補過,《實錄》的內容不無可疑。
然而《欽錄》沒有提到他,而《明史》曹良臣傳(曹良臣是曹泰的父親,於洪武五年六月土拉河——阿魯渾河會戰中力戰陣亡)則只說他坐藍黨而死,並且除爵。但可疑的是,《明實錄》洪武二十六年六月卷末卻只淡淡地提一句「宣寧侯曹泰卒」,並不說他犯罪,也不提他是不是遭處死。雖然按《明實錄》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條,他也在山西主持徵兵,但二十六年六月卻只說他死了。既不說死在何處,也不說什麼罪,但也沒有提子孫下落。《逆臣錄》中雖然多次提及曹泰,但卻沒有曹泰的供狀,這恰恰和曹興、韓勛一樣。進一步詳看這些供詞,則曹泰應該也在山西。
《逆臣錄》中提到三人的部分都很多,吾人只舉東莞伯何榮的供狀為例,說明他們二三月時所在的地方:
「一、招: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十八日,有東平侯韓勛到鎮朔衛,是榮辦酒,請本官[指韓勛]在下處吃飲。話間使開伴當[下人],密與榮說:前日宣寧侯使人到我處,說涼國公在四川特地差人到他每[=們,元代至明初慣用口語詞]處……如今全寧侯、會寧侯、宣寧侯、懷遠侯、……眾人先前都已是胡黨,煩惱此事,已商量接應他俚[=了],……」
結合前後有關全寧侯孫恪、會寧侯張溫的記載,這兩人既在山西,東平侯韓勛又去了鎮朔衛勸東莞伯何榮造反,而韓勛的消息又是宣寧侯曹泰傳來的,曹泰又說消息是藍玉派人到他們處,這個「他們」,頗堪玩味。加上後文連及四侯「已商量接應他俚」,而孫恪已被召回,張溫在二月十九日又已遭太祖密令凌遲,所以如說曹興、曹泰、韓勛,即為前述三月二十四日聖旨中要被「碎砍」(其實也是凌遲)的「三個侯」,應不是過分的推論。
這「三個侯」既已考出,吾人又岔開一筆,就《欽錄》,對明初開國名將常遇春次子常昇的結局作些說明。
常昇在洪武二十一年因功封開國公,其後多次戰役都有功勞。然而對他的結局,《明史》卻有兩個版本:一個說他在洪武二十六年因藍玉案被殺,另一個則說他死在靖難之役後期的浦子口會戰中。這兩個說法何者合理,一直缺乏直接證據說明,多半只能從常昇如果建文時還活着,戰功卓著,爵位又如此崇高,只參加浦子口會戰似不合理來立論。事實也的確如此,因為即使是燕王朱棣的妻兄魏國公徐輝祖,也參與了稍早前靖難之役的決戰——齊眉山會戰。而且建文帝時將才缺乏,常昇作為建文帝的嫡親舅舅,又戰功卓著,卻只參加垂亡掙扎的浦子口會戰,確不合理。然而《明實錄》也不提他的下落,這使得大家難以證偽其說。
所好《欽錄》為吾人提供了重要的直接證據,證明常昇是因藍玉案而死。相關詔書如下:
《欽錄》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十三日:[中書]舍人馮謙、內使黃十三欽賫制諭晉王:將總兵官、太師、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所統河南、山西各都司馬步軍點視,領率塞上隄備。其總兵官宋國公、潁國公、開國公、定遠侯、全寧侯,皆馳驛赴京議事。……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初二日。
這條在前文考證王弼與孫恪的下落時已提及,這裡不憚煩厭,再錄一次。由這份詔書可知,常昇在二月十三日接到詔令,和馮勝等一起被召回京師。
《欽錄》洪武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應是晉王護衛單位下的]鎮撫程鵬赴京回還,啟:五月十四日奉天門晚朝,奏犯人常昇、孫恪下家人一十六名,火者七名。奉聖旨:「但是男子,着王那裡就都廢了;妻小就那裡配與人。欽此。」
這份口諭表明兩點:一,常昇已成犯人,顯然被奪爵,而且也和為「藍黨」的孫恪並列;二,常、孫兩人的男性成年家屬在太祖的指令下全遭處死。家屬尚如此,常、孫兩人就更不待言了。

附:涉入藍玉案而死的十四個侯爵列表
按爵位名字、由誰處理或處死、相關命令發出日期、出處列出
景川侯曹震、太祖、二月初十、《逆臣錄》及《明實錄》
舳艫侯朱壽、太祖、二月初十、《逆臣錄》及《明實錄》
會寧侯張溫、晉王凌遲、二月十九日接旨,三月十七日報伏誅、《欽錄》,《逆臣錄》及《明實錄》
鶴慶侯張翼、太祖、三月初八以後、《逆臣錄》
定遠侯王弼、太祖、二月十三日接旨回京後、《欽錄》,《逆臣錄》,《明實錄》及《明史》
懷遠侯曹興、晉王碎砍、三月二十四日接旨、《欽錄》,《逆臣錄》
東平侯韓勛、晉王碎砍、三月二十四日接旨、《欽錄》,《逆臣錄》
宣寧侯曹泰、晉王碎砍、三月二十四日接旨、《欽錄》,《逆臣錄》
瀋陽侯察罕、太祖、四月初八、《明實錄》及《逆臣錄》
全寧侯孫恪、太祖、二月十三日接旨回京,四月十七日以前被捕,五月十四日以前被殺、《欽錄》及《逆臣錄》
安慶侯仇正、晉王處死、四月十七日接旨、《欽錄》及《明史》
西涼侯濮璵、太祖命晉王抓捕,太祖殺死、五月初九日下旨命晉王世子啟晉王,二十三日接令、《欽錄》及《明史》
普定侯陳桓、太祖、不知日期、《逆臣錄》
永平侯謝成、太祖、四月十七日接旨回京,五月初九尚在,洪武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前死,《明史》本傳稱二十七年死,表則稱二十六年死、《欽錄》及《明史》

零散記事

大姑父的堂兄因在孫輩中排行最大,我們作小輩的自然跟着要按規矩,叫他大伯伯。他畢業自滬江大學中文系,書讀得不少,惟能力、時運都不濟,沒有多少作為,然則大伯伯雖然作為不大,卻硬骨頭得很,即使在中共治下常遭批鬥,仍總是大嘴巴。大抵中共對他也是沒有辦法,儘管鬥了又鬥,最後還是在八十年代讓他去了美國投靠兒子,據說還健在,算來今年已經九十七歲了,估計大嘴巴依舊,不過大概也說不動了。
大伯伯既是個大嘴巴,事情自然也多,茲散落記述幾件如下:
大伯伯少年時去算命,算命先生看了半天,提筆批曰:「父做高官兒宰相」。大伯伯當時看了不懂,算命先生也不肯講,只說天機不可泄露。後來到中共建政時,十幾個同宗兄弟計劃了一番,決定其他兄弟都分散各地,家屬也都不留在大陸,只有大伯伯因為是長子,就一個人留在景德鎮觀望。結果大伯伯果然做了炮灰,被批鬥得不成樣子,父親卻帶着孫子(大伯伯的兒女們)跑去美國,大伯伯反而要靠父親接濟。後來兒女長大,各自立業,也繼續接濟大伯伯。大伯伯直到這時候才明白那個算命先生的意思:大伯伯的父親是大商家,而兒女們也各有成就,唯獨他自己一事無成,一輩子幾乎全在靠父母兒女,「父做高官兒宰相」,豈不云乎?
大伯伯在反右時(1958)被劃為右派批鬥,罰去掃街掃了一段時間。父親街上見了大伯伯,只敢打招呼,也不敢多說話,大伯伯卻不怕這個,向父親嘆曰:「母舅先生(大伯伯是隨侄子們的叫法稱呼父親,以示客氣),斯文掃地喲!」一旁的「積極」分子聽了,立刻罵道:「你這右派分子又在攻擊黨和國家!」於是大伯伯又挨一輪批。
文革時期大伯伯已從安慶遷到廣州,但右派帽子不摘,故此還得挨批,又去掃街。大姑父(大伯伯的堂弟)以僑領身份來看堂兄,順便帶了四伯伯(是姑父的堂弟,行輩第四)和我父親去。大伯伯這時見了兩個堂弟,唏噓不已,又發揮大嘴巴本色,發牢騷曰:「老弟呀!這真是斯文掃地呀!」大姑父能怎麼說?只好苦笑道:「大哥哥哎!你少講兩句呀!」
大伯伯文革時在廣州雖被批鬥,然則當局批歸批,還要他上「學習班」,說白了就是洗腦,然則這難不倒硬骨頭的大伯伯,大嘴巴照張可也。那時候正好是1971年「永遠健康」林彪政變失敗,想要逃亡卻失敗身死,江青等在毛澤東默許下搞出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口號,全國民眾都得批一批林彪、孔子和周公姬旦。某天,學習班幾個很「積極」的農民發言,其中一人如此說:「孔老二呢條仆街冚家鏟,佢竟然敢批評我哋偉大領袖毛主席!」大伯伯的大嘴巴又一次管不住,站起來爭辯:「唔係呀!孔老二果陣都唔知毛主席係邊個,點批評啫?」「你個右派分子,仲同孔老二講好說話?」大伯伯還不肯罷休,反駁對方:「爭成兩千幾年呀喂,佢批評到邊個呀?」「你又係度惡毒攻擊黨同國家,仲質疑毛主席最高指示!唔使講咁多啦,批鬥佢!」

[出口轉內銷]對《無權、破碎、無能,但具有認受性的區議會——基於巴士路線重組的個案研究》的導讀

[內銷前語:在10月5日凌晨寫這篇導讀的時候,其實是有些勸架味道的,這自然也有反駁Camille(或黃英琦等代表人物)的意思。但我是不是就那麼認同地區工作就只限於聽法團收case呢?顯然也不是的。光是說政策視野之類的能力,大概全港四百多區議員裡有這本事的不會超過兩位數。然而這也不都說成就是人錯了,而是制度逼迫的緣故。尤其越是讀政治史,就越感到制度塑造/改變人個性的能力,可謂威力無窮。因此從頭到尾我都是嘆息,也是為什麼我要配一張這樣的圖。所以純粹批評某種做法和思想不是沒有意義,但摸不到問題核心卻是必然的。原本也就借文章和導讀發發悶氣,覺得七千多字長文不會有多少人看,沒有想到的是status一出就被Clarisse傳播出去,反倒引來一大堆政界人看。所好大家對拙作所述沒有惡感,但我個人還是戒慎恐懼的。]
三年後再看自己這篇在Year 2 Sem B(實際完筆日期是2014年4月28日)寫的論文中譯(其實也還是自己譯的),不禁浩嘆要區議員為居民充權之類的說法有多不現實——區議會自己都是無權的存在,又怎麼讓居民充權呢?
寫這個標題的一部分靈感來自林達民師(Jermain Lam)在present後發問環節問的一個簡單問題:Is it worth to keep the District Council in the future?我當時的答案當然是肯定的"Yes",但始終很難互相說服便是了。標題一連用上三個形容詞(powerless、fragmented、incapable),便是我給林師的答案,看起來是肯定了林師的立場,但內文卻一再提出造成區議會今日的局面實係非戰之罪,甚至肯定區議會必要性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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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前文對區議會功能和權力的文獻回顧後,總括來說,我們可以這樣說:政府並不願意在政策制訂及執行機制中予區議會以足夠權力和地位。新增撥款並未能使區議會建立起一個介入公共服務管理的堅實基礎,而只是擴大了市民與政府部門之間的鴻溝,同時也使區議員在缺乏足夠資源下,更難處理持續增加的工作量——但仍然在與政府部門商討其他事務時難以獲得顯著的成果。狹窄的選區更衍生出意見散碎及議會變得支離破碎的問題。最終,這些問題使得區議會變成一個無權、破碎、無能,但卻具有認受性的香港地方政治實體。……
……總括目前情況下的問題,由於政府在政策制訂和細節執行方面的身份混淆乃至衝突,由區議員提供的諮詢似乎並不有效。若果政府早已在諮詢區議會前已做出決定,並且可以將區議會的意見置諸不理,那麼即使這個諮詢組織擁有充分認受性,也無疑地依舊不能影響政府的決定。這使得區議會漸漸失去權力,也沒有能力對政府政策作影響。……
……作為一個無權、破碎、無能,但卻具有由選民授予認受性的政治諮詢組織,區議會需要接觸本區各方面的事務。但由於前述的特點所限,議會在政策制訂和執行方面都難以採取主動。……
……區議會的無能迫使議員們只得減少他們在政策制訂方面的努力,而只去集中為居民們一些小規模的地區服務——因為這看來比較容易掌握,同時也方便和他們的目標群體聯絡:選民。最終,集中提供地區服務使得區議會呈現去政治化的趨勢,同時也失掉了它影響政策的功能。……
……然而,儘管現時區議會出現去政治化的趨向,但仍有必要重申其本來的職責——即在政府制訂政策時提供意見。
增強區議員政治影響力的措施可以更多元化和有創意,而不只是集中在立法會議席的份額上。擴展區議員的政治前途固然重要,但對區議會充權以增強其影響力則更重要,因為它是個較好的平臺,以讓未來的政治人才熟悉議會文化,並透過持續參與地區事務、影響政策及實行,來培育他們自己的政治看法。……
總括而言,這些建議主要都集中在重建區議會的身份上。只有透過增加對政府政策及措施的影響力來改變區議會的地位,才能解決筆者所指出的問題:無權、破碎、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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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些說法在今天看來,有些是過苛了。譬如在影響政策方面,這幾年的情形發展,令政府更傾向利用區議會製造民意,結果便常要向區議員讓步來交換政治效忠。而NGO、網絡社群等成長越發快速和成熟,也對區議會在資訊、知識、建議等方面提供了更多參照物,從而不可避免地令當局受制。因此某程度上看來,區議員的影響力似乎增加了,但在制度和事實運作上卻並非如此。
花這麼大的力氣寫導讀,無非是要說明一點:區議會之所以形成「鬥做」的氛圍,不是個別人或個別派別的問題,而是整個政治氣候逼迫而成,而且這一氣候在短期內也並沒有改變的迹象。不少政治人的大腦還停在03年的世界裡,但到現在已經十四年了,03年誠然是一個參考,卻並非金科玉律。空降死坐法團會固然沒什麼可取,但單單講充權講保育也不一定就值得支持。
最後大大的感謝黃潤達、周偉雄、梁錦威等幾位街工議員,沒有各位讓鄙人列席,沒有各位對老運苦苦相逼,老運的那副嘴臉我還真是只能聞名不能一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