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裁者的進化》讀書會後

頭盔:沒看過書,只看過書評,及自己本身所知的東西。
讀書會上我沒說一句話,但想法是很多的。本來已經沒有多大動力去寫政論了,不過讀書會還真是個讓人思緒激蕩的地方,許多長篇話平日怎麼着也說不明白,去過讀書會,一下子就逼出來了。
獨裁還是民主,本來就是政治學上的永恆題目。這讓人類看似很不長進,但總的來說,以目前人類所能適應及能夠實現的制度而言,終究還是只能在這兩個主要制度中去選。
民主看起來是很好的,可是它是怎樣來的呢?到現在,似乎都還找不到一個恰當且通用的說法來解釋。我個人的看法是,它已經是一種信念,是一種人們想要活得更好些,更有想法一些的信念。
但這個說法是很脆弱的,可能在我自己來說是很堅實的,但活得更好些和更有想法些的信念也可以推向獨裁。所以信念的方向沒有多少解釋力,只能用一些客觀因素了。但一如前言,目前沒有一個恰當且通用的說法來解釋,如果每個民主化的社會我們都得另創一個理論來說它的起源云云,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閒話說完,回正題上來。
《獨裁者的進化》,其實民主的定義和涵蓋範圍本身也是在不斷變化當中,何況獨裁者?民主的內涵要因應時代變化,獨裁政權也不可能不如此。其實按中共的宣傳,它倒也是可以強行算作有“民主”的——假如民主只需選舉這個行為就可以證明的話——但仍然是假民主。
在上Ray Yep的2702、Thomas的3710時,讀過好些中共在1998-2001年間的初步“基層民主”試驗論文,即使在村、區級別的選舉中,提委會依舊發揮強烈作用。在香港,選舉DQ是新東西,然而在中共治下,選舉DQ本是常態,提委沒有無緣無故地把人DQ,交得出理由來已是皇恩浩蕩,算是“民主”。彼等對民主認知如此,又如何談得到有普及民主?
會上談及俄國及委內瑞拉如何維持獨裁政體的手段,然後再談到中國模式,自然不可避免地要談到香港。說了很多,有些也很有道理,但大體都說不到點上——香港的問題源於大家都在裝傻,也必須裝傻——我們要裝傻,認為我們是在對付政府,而不需要理會共匪,因為只有裝傻,才可能躲避同樣是在裝傻的中共鐵拳,讓我們不必受直接攻撃——香港沒有適當的工具去硬碰硬,而中共沒有合適的藉口,也很難無緣無故的把拳頭揮下。裝傻本來不是問題,可是如今不少人卻總是走向兩條路:一是假戲真做,真覺得自己是在跟政府鬥,而忘掉了真正的對手;二是索性撕破臉,完全不裝傻,寧可讓香港在沒有適當工具下硬碰硬。這兩條路,看似不同,但唯一的效果都是進一步讓可運作空間越發縮小。無底線的退讓與嚴重低估對手能力,必然令可採取的行動選擇大為減少,又或者很容易就被政權收買或派人滲入破壞;完全不裝傻,香港卻又抵受不了打擊,或至少是抗爭者根本沒有合適的空間來求得自身的發展和庇護、喘息。在這種情況下,要做到想達致的結果,是幾乎不可能的。
會上庫老大引用一個說法,說習近平很想像普京那樣,這恐怕不然。習氏的學習對象,從一開始就是毛澤東,甚至其掌控程度較毛澤東更甚。普京的操控,至少還比較要臉,而且尚算敢於放手。習近平呢?凡事全要自己掌握,理論上的副手李克強幾乎連禮儀功能都喪失了——較諸當年毛澤東、周恩來之間尚有一定分工,周恩來雖要事事秉毛意,卻仍有一定權力,對外也是周恩來為主的情形相比,實在是更糟了。一個權力欲如此強烈,又缺乏自信和安全感的人,又怎能期待他會對反抗力量留情容讓?
而其提倡的所謂傳統文化,實在的說,也很多是文革時期的東西。每年"春節聯歡晚會"(春晚)中所說、所演、所唱的東西,在中共的體系下,不論如何都是政治宣傳的一部分。自習上台以來,春晚翻炒五十年代初及文革時期歌曲、橋段的情況日益嚴重 ,這也可以做為習氏意向的一個主要風向標。
同場的楊繼昌還在宣揚他那套小道消息論,連上黎則奮、成報等等的說法,事實上都是犯了最根本的錯誤,即為把中共內部的矛盾和其對外態度混為一談。中共由此至終對待香港都是以敵我矛盾作基礎的,最好的情況,也只是工具,敵我本質依舊在焉。在敵我矛盾的大旗下,內部矛盾再大,也不會把敵我矛盾的基本態度去掉的。因此,中共內部再怎麼鬥,即使是鬥在明處了,也不會改變它在處理香港問題時所一貫抱持的不信任和防備態度。如果無法理解中共這種思考模式,就定然不可能對中共行事的意圖有恰當的認知和估計。
至於中共及其支持者的版塊現在是不是鐵板一塊,很坦白說,不可能鐵板一塊,但前提是從來沒有人嘗試去撬動這方面的不同。現在的大陸網絡版塊中,小粉紅其實並不可怕,真正令人頭痛的,是那群自乾五(自帶乾糧的五毛黨),而這群人恰恰就是在社會發展論下,本應對民主寄予厚望的中產!這群人本來就有一切資訊皆不可信的印象(後文革時代留在他們身上的烙印之一),再加上目下生活水平的提升,要讓他們擺脫這種思維就更不可能了——也因此,他們也很有資源去為許多根本是謬論的說法來詭辯。無法在這些問題上擊垮彼等的心防,也就不可能使他們不主動去成為中共的自發輿論機器。
大概早在第一次上網談政治時(03-04年左右?),我就已經說過類似的話,大概這個源自父母給我的看法太準了,也大概和中共到現在都沒有一點長進有關——直到今天,我仍然沒法對中共有信心起來。
然而香港獨立是否是一個合適的選擇?其實不肯裝傻者,大部分也就是獨派吧。不肯裝傻者嘴上可以說一人做事一人當,但過去其影響所及,還可以這樣說嗎?要全民為一個尚不很普及和成熟的想法一齊付出代價,這大抵就是我前面所說的問題所在了。
所以我的結論可能比張秀賢更悲觀:情勢鬧到如此地步,其實再去談理念云云已不切實際,最重要的仍只有持重一途。三十年來毫無寸進,誠然如此,但不計後果,又人心不協,還沒弄倒中共就互扣鐵帽,一心置人於死而後快,也絕非出路所在。曹操當年的《蒿裡行》寫的情形,正是各派近年來一直在做的——
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
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
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
這首我已經念叨了六七年之久的詩,到現在還要拿出來,也可見有些人的表現到底有多不長進了。

混亂的腦袋

踏入農曆新年,迷惘和不知所措的感覺似乎更多了些。面前至少有三件事要我做完,但許多都難以明言,而且大有怎樣做也做不完的趨勢,晚上睡覺的時候,腦袋裡也充滿了這些東西,醒來也沒有一刻不是在想這些東西,其他東西自然就不可避免地撇下來了——寫blog就是其中之一。
之前寫的台語歌閒談斷斷續續還在寫,原本以為很好寫,卻是因為自己給自己出難題,把自己弄得夠嗆,進度也就慢得可以,一拖長了自然就有點脫線,亂的一塌糊塗。在完全沒有若何認知下去對台語歌隨便指指點點,其實也是件不太負責任的事,譬如《抓狂歌》在我這外人來看就很難說怎麼定位,它本質上很像Beyond早期的《永遠等待》,但就內容來說,《抓狂歌》又比《永遠等待》豐富些。硬要立說當然可以,但若是提出來的說法連自己都說服不了,又怎麼有臉發出去呢?
在看的東西越發多之下,其實一直很想再寫一些略說系列,又或者對專門的事件議論一番,但若是真的動起手來,要找的資料和需要的證據就不是一星半點的想法就能填滿了的。這還是太認真的老毛病犯了:明明可以很不動大腦的事情,卻總是不可救藥地非要把它弄得十分複雜。
這種混亂情形,真要擺脫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一切還是只能走着瞧吧。

聽台語歌之後的閒談(上)

我一向對各地方音頗有興趣,但方音能自成一個語系,能唱成各種各類的歌,而且還可以紅的發紫的話,其中一個定然是閩語。不過我這篇東西中談到的,卻只指在國府治下的範圍,所以就圖方便些,叫台語歌就好。
香港人一講台語歌,多半想到的肯定是葉啟田前輩的名曲《愛拚才會贏》(1988),這也是大部分人對台語歌的第一印象。不過第一代台語歌當然不是這首,葉啟田本人也早就在六十年代出名了。而且在這首歌之前,至少已經去世幾年的鳯飛飛,還有唱布袋戲歌曲的西卿,都有很多經典了,西卿那首《粉紅色的腰帶》(1972)尤其經典。


《粉紅色的腰帶》

不過不得不承認,很多台語歌原曲都是把日文歌直接拿來用,不過多半改過編曲,這情況一如香港樂壇,不少經典的歌曲都翻用自日文歌。但當年的用法,在今天看來就相當不禮貌了,而且很可能犯法——隱沒原作曲者的名字,代以“日本曲”已算客氣,更有甚者,直接據為己曲的也不是沒有。
再往下數,就是江蕙姐妹了(當然還有很多,譬如潘越雲啊、張秀卿啊,等等,不過對她們印象不深,可能將來會再提?)。以前xanga年代也說過江蕙的《返來阮身邊》(回到我身邊),她經典的歌當然還有很多,但還是這首給人的感覺最好——畢竟作曲的可是一代才女鄭華娟老師啊!
大概自己的耳朵還是感覺派的,一味像今天有的比賽般拚命唱高音,我是實在接受不了。台語歌中轉音這個特點,唱的人很痛苦,但是聽的人很舒服。空講沒意思,還是拿《返來阮身邊》做例子吧:
叫著伊的名字 看著伊的相片 (叫着他的名字,看着他的相片)
日日夜夜望伊 返來阮身邊  (日日夜夜盼望他,回到我身邊)
敢講阮的心情 伊攏無聽見  (難道我的心情,他都沒聽見)
為何猶原越頭 做伊去  (為何依然掉頭而去)
這幾句的轉音都是高難度動作。


《返來阮身邊》

陳小雲也有很多名曲,但很多屬於Disco歌,我聽歸聽,但沒什麼興趣收下來,所以也不說什麼了。

學者與殼者

Roadshow的存在,除了製造、傳播垃圾資訊和噪音以外,有時候還不是全然沒用。譬如說沒Roadshow,我也不一定能看見什麼為正策士的廣告(然而我他媽的並沒有看懂廣告那串“真___”的口號到底有什麼意義,意思是除了他是真的以外,其他都是假的?這種找架打的宣傳實在讓人噁心),更不說什麼“策掂”了。這是一種傲慢麼?也許可以算的,大概是自己已經在這方面做了五年多的緣故,看到後來者,多少總有些不順眼。但另一方面講,正因為自己做了五年,看盡了民調的不可信,所以才會看彼等動輒張嘴閉口都是民調的手法不順眼。
另一個看到的東西是walk21hk,這個在陸恭蕙創立的智庫“思匯”旗下的衛星研討會,他要不說,我還真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哩,還已經是第十七屆了。但再看看就知道,其實不過是用來宣傳彼等朝思暮想,恨不得立刻就實現的無車烏托邦——也許叫烏托邦是有些褻瀆了這個詞——並且順便收上若干銀子,方便他們接着把這東西接着扯下去。大概Roadshow上的廣告費就是這樣來的吧?出於好奇,於是去看看他們的網站,一看,全是英文,對一個不識字的人(如我)來說,實在太難了。
好不容易啃完整頁的英文,大概是明白這活動在做什麼了,但總歸還是空講白話的多,而且都不是普通人能聽懂的東西,去了還要付鈔登記,門檻實在是高的讓我輩屁民承受不起。
既然研討會去不了,那就去活動交流?但一看,似乎只是典型的簡報會,儘管還有另一思匯旗下的,已經被吾人好幾次集火打撃的健康空氣行動(CAN)對其搞得一團糟的非常缺德(原為非常()德,結果西區朋友大有智慧,起了這樣一個名字——()不就是缺麼?)活動總結,可是又要登記(似乎思匯還真的很怕有人進去找他算帳,明明是自己說好的公眾參與環節啊),也就覺得沒什麼好去的了。
所以最近常在跟朋友說,這世上學者也許很多,但似乎殼者更多。(這個梗只有用廣東話才能明白)
兩者怎麼分?說實在的,他們都很像——對自己擅長的範疇很熟悉、不時接受訪問、而且常常都身在高位,獲得不少榮譽。但是——
學者不會不懂裝懂,這是最基本的;他也不會故意去跨行,即使是跨了,在還沒什麼拿得出手的東西以前,他也不會跑出去說自己也在搞另一方面的問題。不一定需要有什麼名聲,只是在實在地自己的事的,就是學者了。
殻者呢?說白了,他們就是一群穿了學者的皮的家伙,但揭開之後,裡面卻常只有各種的欲望——或者,其實只是一堆齒輪。究其實際,要麼是為了各種欲望和目的,要麼就是自己本身甘願做錄音機,要麼就是好面子,所以要麼胡扯一通,要麼就是為明知行不通的東西吶喊助威。
梁振英拉了一大群環保人去做環保局,唯一的結果就是讓這群原本還勉強可以算學者的人,在有點權卻又沒什麼權的情況下,為了交貨(政績),迅速變成殼者。於是逼人換走舊車,新車資助卻只給三成;要搞環保載運車輛,花重金買來的電動巴士卻成了萬年廠長;要改善空氣污染,卻專門向集體運輸工具下屠刀;要改善中環空氣質素,把車子全趕到外面搞眼不見為淨,在地上鋪鋪膠地毯就可以把水泥地當草地用了。但如此垃圾的表現,殼者們不在乎,因為無論弄得有多糟,他們都滾不了蛋,只要他們接着能胡扯下去,有點事做就行。
不過在環保局的那群殼者,還遠算不上是典型。殼者的代表人物,大概沒有異議地,一定有劉兆佳的份。當然就劉氏本身而言,他大概是早就不在乎別人怎麼看他了,反正他怎麼說,總先得要看上面的。
要說殼者的形態,可以說很多,而在交通問題上的尤其多,盧覺強、熊永達,在自己的領域(機械工程等等),他們算是學者,但一到其他範疇,便一張嘴就是殼者矣。
在這方面做着做着已經做了五年多,做的時候總是要提醒自己:自己肯定不是學者,但也決不要變成殼者。所以別人一開口說專家、專業,我的第一反應總是“別胡扯!”這不是虛偽,也不是自謙,實在是我知道自己幾斤幾両。尤其是最近兩三年似乎有點結果了,在每次談新事情的時候,我老是要強調我們實在不怎麼樣,要清醒些。這似乎是太苛刻了,心理上也很扭曲,然而不這樣的話,大概是很難保持清醒的了。
唯有知道自己不行,並且足夠清醒,不去胡扯,大概才能免於殼者之路吧。

重讀書,憶往事,思來者

[前段寫在選舉前,不過本來就無意靠這影響什麼]
看的自然又是自己一直以來都在留心的德國二戰史了。當年留心這一段史事,倒不是為了別的,而是為了打機。但不幸的是,這一段史事是越看越可以用來與香港的情況對照的。
香港的環境越來越像什麼時候呢?當然不是戰時,也不是1933年前後(或者說,香港現在的境況還不如當時。所以我總是不感冒鄭立的話,希特勒能夠形成那麼大的力量,是有戰後背景在的,他手下的不少人都是從一戰前線的修羅場上回來的,儘管很難說他們有多少政治頭腦,不過確實是一群勇悍果敢的人,至少在惡劣的環境下,他們倒是很不傾向退縮的。而香港?也不好說全沒有這一群人,但目前冒出來的這群人中,實在看不到同類特質。在這狀況下叫人借鏡希特勒,又沒有其性格和條件,那只能畫虎不成反類犬),更不是1944年女武神計劃前夕的情況(亦譯華爾基里計劃,即謀刺希特勒的計劃),而是1919-29年。這段日子是德國頗為黑暗的日子,內外交困之餘,也似乎完全看不到出路。擁有10萬精銳的參謀本部軍官團有沒有看到這一點?他們是看得到的,但他們做不了什麼。當誰都做不了什麼的時候,大家就自然會去專心尋找一個救世主。興登堡元帥曾經是,Strassmen也曾經是,但到最後,兩人都沒能救世,於是希特勒起來做了救世主。可是,希特勒真的是救世主嗎?這同樣的問題,在此間問,暫時倒不會像當年質疑希特勒的人們般,動不動就得面對搜捕和斬首,不過口水是肯定要被噴一身的了。
看《裝甲先鋒古德林》(原名《Guderian: Panzer General》,1992,1995年12月譯本,作者Kenneth Macksey),其中一章的篇名就是「尋找一個救世主」。在古德里安(還是喜歡這個譯名)來說,他在找的救世主是一個一如俾斯麥般的人物。在他眼中,興登堡似乎很像是這樣的人,但最後的事實表明這並非如此。那麼他在這方面的期待破滅時,他的選擇會是如何呢?古德里安的答案卻是很模糊的——他既不算是納粹黨徒,卻也不能說他是個反納粹分子。如果說他是個納粹黨徒,那麼如何解釋他看見SS殘殺平民時的憤怒反應?如果說他是個反納粹分子,那又如何解釋他與許多SA及SS高層(譬如惡名昭著的迪特里希)都有深厚交情,而且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都受希特勒重用,並且能在1941年遭棄用後,又在1943年東山再起呢?所以我們能說古德里安找到了救世主麼?從他一生的事業過程來看,得到希特勒賞識,確然可以算是找到救世主了;但實在地說,我們能說古德里安以納粹價值為自己應服膺的對象麼?似乎也不能這樣看他。一來他沒進納粹黨,二來他在那群對希特勒狂熱崇拜的人來說,他還是一個該除掉的老陸軍——儘管陸軍的老高層沒有幾個人喜歡他——這在他1944年暫署陸軍參謀總長時,尤其明顯。
在這種情形下,古德里安的心態是想方設法地把自己的地位穩定下來——當然可以批評他沒有政治眼光——裝甲兵的地位正式確立是在1934年,但真正發揮其威力,還是要等到1938年德奧合併才有所表現。Macksey有句話是說得很對的,只有時間和戰爭才能讓他擁有必須的資歷和聲望。沒有納粹的成功,古德里安和上司魯兹應該會被壓得永遠出不了頭,而他們手下的那些參謀軍官就更別想了——這其中包括巴爾克、內林、拜爾林、溫克(Wenke)、哈普(Harpe),還有很多很多(包括後來升到元帥的莫德爾)。同類的情況,也可以在戈林身上找到——儘管我這樣說的話,應該夜半要被古德里安敲腦袋的——但不能否認,兩人在發展新軍種時,面對的問題及採取的手段和指向,近乎是一模一樣的——只是戈林加入了納粹而已。
所以在二戰史上,古德里安這類人的地位很有趣,同時也很悲哀。他們有着嶄新的思想,天才的頭腦,卻在現體制中得不到支持,零星的上級支持所能做的,只是很有限的輿論營造場地而已。他們要出人頭地,唯一的辦法就是要靠最上層的賞識。這個最上層,在1933年以前都可以說是沒有可能,也沒有這個能力去賞識他們(儘管許多時候,參謀本部的人並不那麼欣賞這些革新者)的。到了希特勒上台,他要對抗參謀本部的老勢力,又不能一下子用人唯親(他本人全面控制各方面權力,已在1941年冬天;至於真正以SS全面掌權,已是1944年女武神刺殺案後),那麼借重這些革新者去對付老勢力便是自然之事。所以古德里安的成功,本身也已注定了他的命運:一時之間他或許還可以靠希特勒的支持獲得成就,但等到他和其部下能夠充分地削弱參謀本部的力量後,希特勒就會借機把他甩在一邊。古德里安的悲劇之處也正在於此。他和他手下的參謀軍官們(很像是另一個參謀本部——但這是參謀本部打壓革新派所必然產生的結果)在1941年開始大規模地遭撤職或遠貶,其原因就在於此。古氏1943年的復出及古氏派系的逐步回朝,與其說是希特勒重新信任他,倒不如說是參謀本部已無力對抗希特勒的胡作非為後,所做的不得已之舉,冀望一度極有勢力和目下正掌握強大實力(裝甲師已不可避免地成為陸軍最有力的兵力)的裝甲兵。也就從這時候開始,古德里安與希特勒的衝突才不斷升溫。然而在古氏的實力下,希特勒還是不能不用他,甚至還要讓他兼任參謀總長,直到柏林城陷前的六個星期才終於不耐地趕走他。
柏林城破,希特勒的野心破滅了,古德里安的心血和事業也跟着毁了。古德里安心目中的那位復興德國的救世主又在哪裡呢?古氏本人是不大可能有答案了。而我們做後人的,除了為一代名將搖頭嘆息外,更要緊的教訓是,不要因為看見了一個幫助/支持你的人,就貿然把對方當成救世主,凡事皆可幫回去當報恩——世上何來的這麼多救世主?
說這話不是讓大家互不信任,而是永遠提醒自己,不要落入古德里安的困局中——他越是依靠希特勒的支持而發展,就越是加強希特勒的地位,等到他有相應的地位後,再想來補救,卻發現已不可能撼動其力量半分了。八十年前德國人犯過的錯,我們到了今天還要重新再犯一次才算完麼?這恐怕不是一件人們樂見的事。尤其對那些似乎很有些才能,想要改變舊傳統的人來說,獲得助力是一件多麼難得的事,但亦正因為難得,就更要提醒自己,包括自己在內,誰都有可能是希特勒。要成就一件事本來就不容易,但要保住這件事的成果,卻是更不容易的。救世主沒那麼好當,所以不要亂捧別人去當,或是把自己看成那樣的人,至於那些透過自封/刻意經營而來說自己是救世主的人,就更不可信了。
前面談到古德里安在希特勒和參謀本部的角力中,實在上來說是處處都不待見他的,這裡也補兩句。希特勒認為他有着舊陸軍的貴族思維(事實上,古德里安不是貴族,他的行事性格中也沒有什麼貴族味道。但他的祖母卻是名門之後),而且熟悉參謀本部事務,也有自己的大批親信(前面提到的幾個人,莫德爾的戰功最大,姑不論;巴爾克、哈普都做到了集團軍司令,內林做到了軍長,溫克則是在1944內調,成為古氏最重要的助手),所以一旦掌握全面權力,就會取代參謀本部,成為另一支可能的異己力量。因此古氏儘管做了多大的貢獻,他的權力卻一直受到嚴重限制,在稍有衝突後更遭撤職,部下大批外貶。參謀本部呢,則也是竭盡全力來阻攔古德里安,更不消提。如此的兩面夾攻,古德里安即使能做出驚人的成績來,總歸還是成了夾心餅的餡料,只有被夾扁的一途。回過頭來看目下的情況,就更覺悲從中來,而且所處的位置也同樣的艱困:舊有的勢力看不起你,因為你沒有專業資格,又沒有任何可見的學術學科證明自己夠資格,卻還敢來質疑他們;另一方呢,腦袋裡只想着把你手中的卓見當作自己的籌碼,卻並不肯因此而對你有基本的尊重。
前後做了五年多,基本上可以說就是一直在上述的環境中掙扎着。標題說“思來者”,嗚呼,要是想想就真能有來者,大抵人們就不必面對這許多煩惱了。但就目前的環境來看,這來者也還是指望不上的了。不過,金陵王氣雖有盡時,作孤臣孽子、以名教自絕,這點決心我還是有的。

論富弼(注解是有的)

(草於年前,而成於一旦也。)
(本來寫這種東西是給看得懂的人看,不過想想,大概是真懂的,也不一定都能明白其中提到的事,是以有此。)
富弼,宋名臣也,宋人交口而譽之,而後世亦嚅嚅而許為大臣。然考其實,雖有出使口舌之功,而未能免納幣之恥[1];雖與范希文[2]同心,而慶曆之敗[3]不能力爭。抑甚之者,神宗[4]以少年英武,亟圖有為,富氏以舊跡獲知,任相主政,而於神宗問政,竟以二十年不言兵為答,其即遭廢棄,將誰惜之?亦不過司馬光文彥博之流[5]為之言耳。憶昔始契丹時,聞命而行,女亡、子生,皆不為動,得家書則謂徒亂人意,不發而焚,氣壯志烈,以視為相之碌碌,亦何以大異如斯哉?曰:其才堪小不堪大,而志氣雖足立名,莫能充備其才也。是故使命力爭,其所長也[6];安撫一方,猶可勝任[7];然開天拓地、建威銷萌[8],則不足以任。且志氣者,年老而能持之如少年者幾何?其不可依託者明矣。是以任才者,不可不辨其大小,而尤不可徒以志氣知人也。
抑有甚者,富弼雖不堪大用,而究有其剛方之節,以此立難為之功,是故雖神宗不知其能而用之,尚可謂累於名也。以視今日,功無足以稱道,言無足以取信,而節抑不足以動人,持一日三變為要術,朝秦暮楚為上謀者,繁有其徒。於是變態百端,人情浮亂,莫知所為,而彼惟知爭一語之得失,以取纖芥之微勞,欲以服人,其可得乎?亦不過如富弼所謂徒亂人意耳。富弼之言行也,雖不能符歷世之誇讚,然其徒亂人意之一語,可立為萬世法。誠能不以小過長留恨,保大信以結人心,少取名而多踐行,求實效而罷浮言,則何事不可成者?為政議政,不思戮力於此,而口呼新政、維新、拒赤,亦虛語獵榮之詞耳,焉可望其有成哉!

[1]指宋仁宗時因屢敗於西夏,遭遼興宗遣使威脋,要求交還灜州、莫州土地,結果在富弼力爭下,遼人放棄索地,改以宋人加送歲幣銀十萬兩、布十萬匹,並將交付歲幣的過程稱為“納幣”,以示遼人的地位較宋人高。此事宋人雖未失地,卻一直引以為恥。
[2]范希文:即范仲淹。富弼本身為范仲淹好友,政見亦與范氏相近。
[3]慶曆之敗:指范仲淹慶曆新政失敗,被罷出中央的事件。
[4]神宗:即支持王安石變法的宋神宗。
[5]司馬光文彥博之流:司馬光與文彥博均與富弼一樣反對王安石變法,並在富弼罷相後向宋神宗表示不滿。
[6]使命力爭:可見[1]
[7]安撫一方,猶可勝任:指富弼在仁宗時曾為京東路經略安撫使,安置災民,頗有成績。
[8]建威銷萌:建立威嚴,銷除禍亂的根源。

書展隨感

去了書展,今年可買的書比去年多了不少,主要原因是有的書終於守得雲開,減價減得很可以買了,當然也有好些書確實是值得買的,譬如David Tang兄的《真假法治》。可惜銀子沒有帶足,只好看看便罷,明天再來付鈔。天窗的位置比較偏,又有100毛在旁邊吸走人氣,大概不會很快被買光的,嗯。顧汝德的香港問題三部曲之前一直在存錢買,現在看着打八折,還是要三百大元出頭,儘管很不想放下來,不過銀子問題終究是拗不過的,自然也是要明天才能買了。很幸運的是,即使是走遍整個場子,我也沒有看到各人都很喜歡用來互相噁心的李偲嫣鬼圖,大概是我本來就沒把這等小丑當一回事,所以可能即使看見了也沒有為意。
大概是自己的心態變了,總是想在書展這種其實就是特賣場的地方買到認真的好東西(這倒不是說我不買的就不是認真的好東西了,但不得不承認,在缺銀子之下,還是不得不在好中一挑再挑,所以大段抄撮原文的東西,即使寫得好也一般不買,而過於零碎的考證考據,也買不了這許多。文集就更不傾向買了,儘管好幾次對若干本拿起來又放下),每次去書展都要在人海中翻來覆去走幾個來回,脖子都看痠了,很多時候還是鐵不了心去買。
看到一些看起來還好的書,但看完了也就算了(又或者是之前就看了,但重看了還是不想買),我是一點買的意欲也沒有。看了有些想法,不過又不好寫在Facebook。倒不是害怕別人來吵(要吵的話什麼地方都可以吵),而是想法都很零碎,集合起來說的話會好些。
首先是徐承恩的《城邦舊事》(懶得寫完全名)。我對它還在上書局推介書之列感到有點意外,倒不是徐氏的書行不行,而是似乎舊了些,不太合符上書局書展推介目錄的原則。不過這不是重點,也就可以不管了。看徐氏的書,由於是用12本嘗試描述香港社會的書來說香港本土史,所以實質上我等於是在看12本讀書報告。畢竟作為一個所謂的大中華膠,是比較難看得進徐氏的詮釋和立論的,但也正由於道不同,因此也就不太應該去批駁,因為這樣做是雞同鴨講,純粹的口水戰而已,毫無意趣可言。這也是我對目前的輿論局面有些疲勞感的原因。
不過我這樣說,卻不是沒有說幾句不同意的話可以說的。徐氏在評及劉兆佳的成名作《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時,大概礙於篇幅和範疇,沒有再進一步寫下去,而且點問題時也不太到位(只說與現在不符,雖用了林蔚文的文章(那也是香港政治學界的名文,講相關政治學學科史時絕躲不過)反駁,但還是顯得蒼白,這跟林氏也有過度理解之處有關,而徐氏強調社會撕裂,則也是難以入口的),這讓我這個讀過一點政治學的人有點不太滿意。劉氏之書的分析,即就出版當時的情形來說,本就已是不現實,更遑論現在?劉小麗的批評固然可謂太苛(要想到的是在1982年,香港的政治學研究(此處採狹義,與當時極流行的政府管治及政策不同)還遠算不上發達,研究方法論和資料運用則更不待言),也似乎超越了對一般學者的要求,但不得不承認,劉兆佳這本成名作,其實還真是不怎麼樣。原因不在於研究方法,而在於其論調其實和金耀基那篇多少莘莘學子都曾苦背的《中國的傳統社會》幾乎一般無異,都是把人們的文化和制度背景假設在一個凝固的時空中,然後用上不少東方主義的思維,對這些作一些刻板的描述和分析,如華人性格定然傾向相對政治冷感,缺乏主動參與,以家庭/家族利益為重等等。至於政治參與的定義狹窄云云,相比這方面的問題,已可算是其論述中不那麼致命的部分了。
劉氏的理論,刻薄些看,要是用來說淪陷前的香港,或許在某程度上是說得通的,但淪陷後,尤其是1949年中共竊國後,香港的眾多流民事實上已不能不承認自身和家人很可能要永遠留在香港,所以他們必須在當前的情況下力求生存下去,這就會開始形成初步的爭取權利意識,所謂低度整合政治、保守意識,其實早就不是以劉氏所說的形式來存在了,也自然不會引出劉氏的結論來。一旦制度背景變動,這些積存已久的權利意識也就會爆發出來,成為趨勢。
另一本看了卻不想買的,是閻小駿的《政治學十講》。閻氏其人,我不曾看過其相關研究,自然也不會質疑他的學術水準到底如何,但中大在出版其書時弄了一大堆讚誦之詞,卻從一開始就有點讓我噁心。這些誦詞說閻氏的書深入淺出,把政治學理說得很透徹云云,說得似乎閻氏的書能當教科書看一般。但仔細看內容,儘管算不上在為中共唱讚歌,卻還是忍不住給民主政治劃定性,給它套上「基督教文明結果」這類典型大陸政治學界常用,以來將自由派打到「崇洋媚外,通番賣國」境地中的大帽子。這種調調,在大陸隨便找一本多拉點外國批判派研究做論述基礎的政治學書都能看見,我想大概沒有刻意買的必要。在學術參考和有利思考的意義上,此書是比不了周保松那本《政治的道德》的。
最後讓我還是有些猶豫的書,是已故的陳德霖教授那本《宋明史論叢》。倒不是內容不好而猶豫,而是書太厚了,實在找不到好地方安置。儘管這次父母對我買書沒有多話,不過家中狹小不足容物卻還是不爭的事實,再買找不到地方,不買又覺得可惜,實在矛盾,實在矛盾。